文房

就像寻找对你有益的习惯一样，寻找妨碍你的习惯同样重要。这7种习惯中大多数都可能会轻易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使你难以察觉它的存在（或者它如何影响到你）。我曾经略微尝试了这些习惯，结果毫无疑问，那些重要的事情没有几个可以完成。同时我也要添加说明的是，这只是在生活中你可能形成的影响效率的主要的7个习惯，我很确定绝不仅仅是这些。

1、缺席。

也许你曾经听过伍迪·艾伦所说的这句话：
“百分之八十的成功来自于出席。”

更多的出席——这是在生活中你可以保证更多成功所做的最大也是最简单的事情之一，无论是在你的社交生活中，你的事业上还是你的健康方面。如果你想要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一个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事情就是在每次你该出席时出现在健身房里。

也许天气会不好，也许你会不想出门，也许你有一大堆其他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如果即使你在积极性不高时仍然继续出现在健身房里，那将比你呆在家里的沙发上放松要有效的多。

我想这个也可以推及到生活的其他领域。如果你每天都坚持写作或绘画，你就会快速的得到提高。如果你更多的出门你就可以遇到更多的新朋友。如果你参加更多的约会，你遇到心上人的机会就会大大提高。仅仅只是更多出席就会使你的生活大大不同。而缺席却会使你毫无收获。

2、拖拖拉拉。

为了简化，我将最喜欢的3种摆脱拖拉情况的方法列举如下：

-吞食青蛙。也就是说在一天的最开始就完成那些最艰难最重要的工作。早上良好的开始会让你一天都保持高昂的情绪和积极的动力。这通常会使你这一天都十分高效。

-你如何吃掉一头大象呢？不要打算一口吃成胖子，这会使你感到过多负担以至于产生拖延的念头。把一项工作分为若干可付诸于行动的小步骤，然后仅仅关注第一步直到把它完成，接下来再继续下一步。

-说服自己。我发现这种向导型调整十分有效。就在我花了20分钟躺在床上反复默念在这几天里我都十分高效之后，我就不再会陷入拖拉的情况或者浏览1至5个我喜爱的网站寻找更新信息的必要。

3、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除了拖拖拉拉以外，你最容易陷入的不良习惯之一就是忙于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之中。

为了提高效率你也许需要某种时间管理方法。它可能会是一件极为简单的事情，比如在一天的开始使用80/20法则。80/20法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熟悉的帕累托法则认为， 80%的收获源自20%的努力。所以为求高效你应该将你精力的大部分集中在那些极少数重要的事情上。

当使用这个法则时你只需按优先顺序写下这一天你需要做的3件最重要的事情，然后从头做起。即使你只能完成其中的一件事，你仍然完成了今天最重要的事情。也许你也会偏爱其他诸如GTD等方法。但是无论你如何组织工作，最关键的还是寻找那些最重要的工作，这样你就不必花费几天，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去忙于那些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这些事情无关紧要，那么即使你快速的完成它们也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4、多虑。

因为多虑而很少采取行动。陷于无穷的分析之中只会使你虚度光阴。行动之前加以思考是没有错的。做一些调查研究，制定一个计划，探究可能存在的积极以及不利因素。

但是强制性的反复思考就会成为另外一种浪费时间的做法了。在尝试之前你没有必要去从每一个角度检查每一件事情。而且你也不可以等到一个最完美的时间再去做事，因为这样的时间从来不会出现。如果你继续这样思考就只会使自己陷的越来越深，从而使采取行动变得越来越难。相反，虽然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对你有所帮助，但你现在需要做的就只是停止思考，然后去做那些你应该做的事情。

5、凡事过于消极。

当你凡事都从消极方面考虑时，你的积极性就会被大大打击。你会发现到处都是问题和错误，而这些问题是本不存在的。你抓住细节不放。如果你想要寻找一个不做某事的理由，这当然没有问题。而当你从一个消极角度看问题时，每次你都可能找出十个借口。

因此你几乎一事无成。你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诉苦（也许很多人并不想听），抱怨你的工作，生活和领导有多么的差劲。你的生活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这已经成为一个能够自我实现的预测。

对此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了解消极方面的限度，认识到你的消极思考并不是这个世界的真实写照。然后不妨尝试一些其他的角度。举例来说，你可以尝试着培养一下凡事从更为积极和乐观的角度思考的习惯，这会对你大有帮助。通过这种方式，你也许就会开始尝试这种积极性的挑战。这并不容易，然而如果你接受了这种挑战，连续7天都只从积极方面思考，你就会突然意识到你看问题的角度和想法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你对世界的理解和你所得到的成果。

6、固执己见，与世隔绝。

人们很难去承认自己的想法不是最佳选择，因此你越来越执着于自己的想法，变得闭目塞听。这会让你很难取得进步，比如说效率就会很难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认真思考改变人生的可能性都会变得很难。

显然，解决方法之一就是打开心胸。开阔视野，从他人和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从书籍等资源中获取知识。与任何事一样，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正如前面所说，对此我的建议就是认识到你的知识领域毕竟是有限的，而你做事的方式也会存在不足。那么不妨就尝试一下新事物吧。

而我的另一条建议就是，阅读一下埃克哈特·托利的《新天地》，特别是有关Ego的章节。正如托利所建议的，如果你不再像Ego那样思考，你就会更加容易接受新思想，抛弃那些已经无用的旧思想。另外我想要补充说明的就是：不要迷信书本，也不要盲目追求新的信息，否则你就会成为一个沉迷于自我帮助的人。在行动中运用那些新信息和你学到的事情，然后加以尝试。

7、持续信息过剩。

信息过剩并不是说你过多的阅读，我所指的是所有输入信息的过剩。如果你让所有的信息都涌进大脑，这当然会导致难于清晰思考，因为刺激源太多了。以下就是这种习惯可能会存在的弊端：

-你所接受的一些信息也许会是消极的。媒体和周围环境会因种种原因提供一种消极的信息。如果你没有根据需要对信息加以选择，也许你就会陷入消极之中，从而影响到你的所思，所感，所为。

-这会使你急于追赶当今发生的事情，然而每时每刻都有十几件事同时发生，想要追赶上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的生活会因此充满压力。

-如果你持续被信息轰炸，并且还试图将所有信息分类，那么你将很难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我得到过多的信息，就会造成某种形式上的瘫痪，一事无成。或者你会被这种习惯所困，终日急于忙碌在一些非重要的事情上。

为了可以集中精力，清晰思考并付诸行动，你就需要在吸取信息时更有选择性。当你工作时尽可能的避免那些分散注意力的事物。关掉电话，断开网络，关上大门。你就会不可思议的发现，当你没有每隔五分钟就被打扰一次，没有机会因浏览RSS-feeds或喜爱的网站而拖延时，居然可以完成这么多的事情。

现在并不是说我建议你们停止阅读所有的博客或报纸。但是一定要清楚哪些是你真正想要阅读的，哪些只是用来打发时间的。同时你也可以查看其他开阔性信息的领域。

比如说，你没有必要陷入所有来自周围环境的消极情绪。如果周围的所有人都在拖延或者焦急的忙于各种非重要的事情时，你会很容易被这种情绪所影响。如果你有一扇心灵之门，关上它而去关注更为重要的事情，这会是个不错的主意。

张磊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创耶鲁管理学院中国毕业生个人捐款纪录的新闻，一时间在国内石破天惊。中国网友立即对张磊和他创建的 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展开“人肉搜索”。有人极为愤怒：“中国辛辛苦苦培养的高材生帮着人家发展”，甚至调查出他和他的公司在四川地震等事件中并缺乏表现等等。张磊吃里爬外的形象跃然而出。

我们夫妻二人都在耶鲁接受的博士教育。读到这则新闻，心里实在非常复杂。老实说，如果我们有张磊的能力，也许确实会优先考虑给国内捐款。几年前耶鲁就有毕业生在《纽约时报》写文章，说自己就能捐那么几十万，给了耶鲁，不过是往满满一大桶水中加一滴而已，无关紧要。但是，如果同样的钱给了非洲，不知道能救多少条人命。你会怎么选择？

但是，回忆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又对张磊的行为感到理解。二十多年前我们结婚时，妻子在北京是个“黑户口”。她被分到外地，我们不愿意两地分居，索性“黑”了。代价是没有工作，有时还为临时户口操心。后来决定出国，两人一起学英语，考托福。1993年我们正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她接到从耶鲁寄来的一个厚厚信封，打开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被录取了，两万多美元的学费人家给支付了，另外给将近一万的生活费，整个三万多美元！有生以来，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钱。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有这笔钱并不一定能出国。出国要有护照。按当时的规矩，大学毕业服务不够一定年限者，出国必须有海外关系，还必须支付大学的“培养费”，把账还清了以后，就可以扫地出门了。于是，我们全家紧急动员，先找到在台湾的姨妈开证明，然后到街道派出所开证明，记不请跑了多少地方，当然也送了不少礼，其中颇有些差点前功尽弃的惊险关节。最后，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按照国家开出的帐目，把大学四年国家在她身上花的钱全都还清。再向父母借了些钱买机票，一下子就飞了过去。半年后，我也跟去探亲。我毕业后为国家服务十年，不用缴纳大学的培养费。但是，我去探亲，按规定必须辞职。而这又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奋斗，比如找地方存档案、在一堆“不行”、“不办”的声音中绝处逢生等等。我还记得最后办成的那一刻，跑到单位要最后一个文件。窗口一位冷冰冰的小姐把盖好章的一张纸往我面前一仍，甩过来一句话：“你从此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我到了耶鲁探亲，人家对我这个“家属”则无微不至。比如，我只需缴一点钱就有了医疗保险，白拿了学校图书馆的借书卡，使用健身房等等设施，还能在旁听两门课。总之，除了课松一些外，和正式学生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我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表现，被教授看中，什么也没有考就被录取到硕士课程。日后一帆风顺，直到拿了博士，而且六年下来一直拿着全奖。除了正常的奖学金外，学校还给各种钱在夏天让我学英语、学日文，甚至送我到日本学了整整一年。说“耶鲁改变了我的一生”，难道还有什么争议吗？

张磊的经验是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从中国上大学、工作到耶鲁读书，一个人直接的感受往往确实就是“耶鲁改变了我的一生”。张磊的捐款，在耶鲁从校友中拿到的捐款中只是很小的一笔，在美国并没有太多新闻价值。在中国有新闻价值的，是这一行为所显示的教育模式和中国是多么不同。

第一，美国的名校，特别是常青藤，现在大多靠校友吃饭。这些学校只要发现人才就去招募、争夺。你要是穷光蛋，学校就把学费生活费全包下来，而且还会毕恭毕敬地说：“感谢你到我们这里来读书！我们的校园因为有了你一定会变得更加丰富。”入学后，学校对你无微不至。特别是本科生，有时让我感到学校活象个惯孩子的父母。比如，大学生是谈恋爱的最佳年龄，中国的大学对待学生的恋爱经常有各种“不准”。美国的学校竭尽全力为此创造条件，甚至在招生中采取倾斜政策，保证男女平衡。一位美国学生告诉我：大学生是第一次离家的孩子，刚离开父母心里空落落，大学就要成为学生的第二个家，迅速填补父母在孩子心里留出来的感情真空。如果你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的配偶，那是学校最高兴不过的。大学所期望的是：你们夫妻一辈子都忘不了自己的家庭是在哪里组成的，都会把大学当成自己的家。日后家里有需要，你当然会把大笔的捐款拿出来。当然还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家”读大学。

第二，学校靠校友，对毕业生也就非常恭敬。比如，我们毕业后，学校总把校友刊物免费寄来，系主任每年写信报告系里的情况，学校在我们的居住地区有活动总要通知。耶鲁选校董，也每次都把选票寄来，并且反复通过电子邮件等通信手段督促投票。要知道，校董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校长就是校董事会任命的。谁进董事会，又要由校友投票决定。2002年著名华裔建筑师林璎当选耶鲁校董，就是受到校友协会的支持。我们夫妇当时虽然博士都还没有毕业，但已经有了硕士学位，以校友的身份投了票。这大概是我们作为外国人在美国行使的唯一一次选举权。所以，我们拿的并不仅仅是一张耶鲁的文凭，而且是一个当家作主的权利。学校要是惹你不高兴，你也可以通过校董事会施加压力。

张磊究竟对中国捐了多少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他给耶鲁捐钱，则不过是人家大学经营模式的日常运转和效率而已。你现在就是给美国名校缴足三万多美元的学费，人家培养你还是赔本的。何况许多学生是人家倒贴钱请来的。这么赔钱培养学生怎么赔得起？人家学校牛就牛在这里：我们的教育能够保证你成功，而且保证你成功之后会认识到是我们的教育改变了你的一生，最后你会捐钱来感恩。如果你毕业后收入低、欠的教育贷款还不起怎么办？许多名校（特别是法学院等）的作法是：全免！理由大致有两条：第一，在我们这么优异的地方毕业后，你放弃高薪而从事低薪的公益事业，那就算我们学校为社会作贡献了。第二，如果你真没有技能拿到高薪工作，那一定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对你说“对不起”还来不及，怎么会追着向你要钱呢？

张磊的行为，应该促使中国的高校好好想一想。我们要是一天到晚和学生算培养费、惩罚不能按期还贷的学生，怎么指望学生象张磊对耶鲁一样对待自己的母校？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最高点可以说是由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座并屹的巨大山峰达到的。这两位艺术大师都极其真诚，都拥有巨大的天才，都紧张不安地探寻真理，并且最后都诉诸宗教的精神。他们生前有过参加同一个演讲会的机会，却终于未能见面，但互相都熟知对方的作品，有一些公开或私下的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推许托尔斯泰的天才，但也承认与之思想上有分歧。托尔斯泰准确地认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浑身都是斗争的人”，故而认为不宜“树作后代纪念和学习的榜样”，但他一生都极喜爱《死屋手记》一书，认为是包括普希金在内的所有新文学作品中“最好的书”，他读了《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也深为感动，据说在他秘密出走去世时所呆的阿斯塔波沃车站的站长房里，随身带有两本书：一本是蒙田的《随笔集》，另一本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5 他认为人们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身上“认出自己的心灵”。两位大师在精神和艺术上都有一些共同和相互吸引的方面，但是，在很多方面仍可说相当不同乃至对屹。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于是也就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课题，构成了一系列文献。

　　最早的系统研究如“白银时代”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两卷本《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称托尔斯泰为人的“肉的探索者”，而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人的“灵的探索者”。他强调他们两人的对立， 甚至说：“如果我们想在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文学中找到一位与托尔斯泰截然相反的艺术家，那么，我们只能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文化的“正命题”，那么，托尔斯泰就是其“逆命题”。6 罗札诺夫则简洁地写道：“托尔斯泰令人吃惊，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人感动。”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沙漠中的骑士，背着一只箭囊，他的箭射向那里，那里就流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宝贵的，托尔斯泰则总是说教，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活在我们心中，他的音乐永远不会消亡。自然。罗扎诺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他批评 “托尔斯泰的宗教”，说这“莫不是一个养尊处优、声名远扬和无忧无虑的土拉地主的东跑西颠？”“缺少切肤之痛——这是托尔斯泰不可饶恕的一面。”但他又赞扬托尔斯泰，说他超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地方“便是整个生命的高尚和严肃”；问题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想做什么”。托尔斯泰“梦寐以求的东西”比任何人都崇高。7

　　王尔德（D.Wilde）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托尔斯泰那样广阔的视野和史诗的庄严，但他有十分强烈的感情，十分激烈的冲动，善于处理人物心理上最深沉的奥秘和人生最隐蔽的动机，具有无比忠实而可怕的现实主义特征，用的是一种十分微妙的客观方法。8 另一位英国作家福斯特（E•Forster）也说：“没有一个英国小说家像托尔斯泰那样伟大——也就是说，给了人的无论日常还是英雄的生活如此完整的一幅图画；也没有一个英国小说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探索人的灵魂到如此的深度。”9 施泰纳（E. Steiner）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史诗传统的后代”，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莎士比亚之后的悲剧大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完《卡拉玛佐夫兄弟》之后不到四十年，托尔斯泰所期望的一些事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恐惧的大部分事情就实现了。10 许多评论者也注意到，若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十九世纪欧洲作家如巴尔扎克、狄更斯相比，他们两人就都可以说具有强烈的思想倾向性，但若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托尔斯泰则还是更为纯粹和伟大的艺术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更接近于是艺术家中的思想家，在思想上有着更高的成就。为了进一步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在思想上的不同特点，我们可以再引述一下别尔嘉耶夫对两人的比较。

　　别尔嘉耶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猛烈的动力性格指向“变”，但却肯定历史传统，承认政府与教会；托尔斯泰只是静态事物的描绘者，却反叛历史与宗教的传统，否认东正教，轻视帝国，甚至不曾接受文化的至上地位。11 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革命正在人的精神的地下室酝酿，知道它必然会来临，他预见到它的方法与结果。托尔斯泰则对革命一无所知，什么也没有预见，但他自己却像一个盲人一样被卷进革命的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精神的层面，从这个层面他看到了一切；托尔斯泰则停留在心理与身体的领域，因之不能看到表面之下的事物。托尔斯泰是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优秀精细的艺术家，他的小说，就其作为小说而言，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要好；对于已存的事物，他是一个无可匹敌的描绘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只关心将要发生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比托尔斯泰更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事物的认识更为广阔，了解永恒的人性矛盾，由于这种矛盾，人为了进两步必须退一步；托尔斯泰则不回头的一直向前，他那偏于一方面的道德是不可能由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深透人心的人所共有的。如果说托尔斯泰以完美的艺术形式呈现了往日之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更擅长处理流变的未来之际。托尔斯泰终其一生都在像异教徒一般寻求神；他的心被神学压迫着，但他本人却是个蹩脚的神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神的关怀则不如其对人的命运以及精神之谜的关怀，使他不得安宁的说到底不是神学而是人学；他无需像异教徒那样去解决神学问题，但他必须去解决人的问题，而这人是精神性的人。





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托尔斯泰在艺术上的伟大超过其思想的不凡：他的思想观点有时浅薄得惊人，几乎是俗气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醉饮思想观念，在他的书中浸透了观念，并且在这陶醉中，他的智慧的刀锋却从未钝锉。《地下室手记》的主角是一个观念，拉思科里涅珂夫是一个观念，斯塔夫洛金是一个观念，基里洛夫、沙托夫、伊凡•卡拉玛佐夫——统统是观念；这些人似乎个个都被观念淹没了，醉饮着观念。只要他们开口，就从他们口中汨汨涌出思想；而一切思想都围绕着“那些该死的永恒的问题”转。但这并不意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宣传某种特殊理论的论文，事实上，观念是隐含在他的著作中的，以纯粹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他是一个“观念论派”（idealist）小说家，孕育了新的、基本的观念，且总是以动力的、动态的方式孕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哲学上态度是谦和的，他说，“在哲学方面我很弱；但对哲学的爱却不弱——那是非常强的。”在学院派的哲学方面，他确实弱，而那种哲学也非常不适合他；但他的直觉天才却知道正确的路途，事实上他是真正的哲学家，而且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他从哲学所学到的可能不多，教给它的却很多；暂时性和局部性的问题他可能留待哲学自己去处理，但只要是关于最终的事物，则哲学必将长久生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旗帜之下。12

　　由此，别尔嘉耶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对二十世纪及后世的不同影响。他说，当二十世纪初叶，当一股精神的与宗教的观念之流涌出，而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思想中的实证论和唯物论背道而驰的时候，这股潮流的代表——罗扎诺夫、梅日列科夫斯基、舍斯托夫、伊万诺夫等，统统把自己置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标准上：他们统统是他的心灵之子，并立意要去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托尔斯泰在舞台上占的空间比较大，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却更广更强。要触及托尔斯泰，容易得多，他容易被人认做是宗师，而且，他更近于是道德家；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耕种的却是俄罗斯心灵那复杂而锐利的形而上学思想。人大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被托尔斯泰的心灵所吸引的，一种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灵所吸引的，而我们发现，“托尔斯泰类”的人很难正确地领会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如此，他们还常常不喜欢他。13 若以原创性的宗教思想而言，托尔斯泰几乎是荒瘠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则极为丰硕。此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仅存在于预言中的沙托夫，基里洛夫，韦尔霍文斯基，斯塔夫洛金和伊凡之类的人，在随后四十年中统统在真实的世界中出现了；他那在七十年代仍只潜伏着的基本主题，在俄罗斯1905、1917的两次革命中都表现出来了。由此可以看到俄罗斯的“革命主义”中的宗教结构。革命，使同胞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接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学永远不曾停留在生活的“心理——生理”表层，在这方面托尔斯泰是较佳的心理学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探索的是灵魂的生活，这生活一直延伸到神与魔鬼。这些问题，这些最终的事物，才是俄罗斯人长久以来系心的对象。当然，心理和社会方面的问题也同样令他们系心，但革命与社会生活是次于神和魔鬼的问题的，后者得到解决，前者自然安顿，而使我们免于仅在心理研究的恶性循环中打转的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伟大的艺术家，而且是俄罗斯最伟大的形而上学家。思想观念是他不可或缺的食粮，如果他不去沉思诸如神，魔鬼，永生，自由，恶与人类的命运之类的问题，他就活不下去。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而上学不是抽象的；他认为观念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基本的事物；而我们现在统统是他的精神后裔，急着以他同样的精神去提出并解决那些形而上的问题。

　　别尔嘉耶夫特别指出“文化的破产”给二十世纪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为文化正是导向生命之实相的道路：神圣生命的本身正是精神的至高文化。在这一方面，托尔斯泰对俄罗斯的影响是可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如一切伟大的民族作家一样，是混杂的，如果说他劈出了一个文化的危机之绝壁，他却并非文化的敌人，而托尔斯泰却与文化敌对， 别尔嘉耶夫立足于独特的基督教立场更为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远比托尔斯泰更配得宗教改革者之名。托尔斯泰摧毁了基督教的价值观，试图建立他自己的价值观；他所提供的东西只是消极性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发明新的宗教，是忠于基督教的真理及其永恒的传统。 别尔嘉耶夫甚至说，“就我个人所知，还没有一个人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基督教的写作上更深刻。”14





除了别尔嘉耶夫以上谈到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之别，伯林的一个比较也颇值得注意。伯林引希腊哲人Archilochus “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一语，认为这种一元与多元之别是作家与作家、思想家与思想家，甚至一般人之间的差别最深刻的一项。例以俄国，伯林认为，普希金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头号狐狸，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道道地地的刺猬，若以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两端，正可度出俄国文学的幅广。至于托尔斯泰，伯林认为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以为自己是刺猬，并努力想做刺猬。他的天赋与成就是一回事，他的信念，连同对自己成就的解释又是一回事。15 在我看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追求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表现得像是刺猬，他渴望一种终级的、一元的真理，亦即基督的真理，但是，在他的艺术作品中，他却表现得像是狐狸，总是在探测向各个地方去的可能性。他是一个内心渴望着一种单纯、统一的真理的寻求者，但由于他总是在寻求，他决不停住脚步，决不满足于定论，他就总是在他的小说中同时保持着一种对于一元真理和多元对话的同样强烈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只想做狐狸的刺猬，在他那里，同时保持着狐狸与刺猬的深度。

　　其他评论者还提到了他们的另一些区别，诸如小说类型的“独白小说”与“复调小说”（巴赫金）；重点描写农村与重点描写城市（弗里德连杰尔）等等。我们不欲在此全面比较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仅在这里试图指出这些差别可能有一些个人境遇方面的原因，也许部分地可以从他们个人的境遇得到某种解释。

　　托尔斯泰一生的事业可以说相当顺利，他出身贵族，一直家境富裕，富有田产，从不必为谋生烦恼，一生不知穷困为何物，并很早就获得作家的巨大声誉，早年没有受过政治迫害，而当后来他对沙俄政权和教会越来越持异议时，他的世界声誉已经为他构成了一道保护的屏障，他的婚姻亦可说顺遂，妻子虽不能说完全理解他，但也爱着他。他身心正常，朋友很多，晚年更有许多朝拜者，在世界上也门徒甚众。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身于军医之家，很早就感受到经济的压力，父母早夭，自己又犯有癫痫病，成名作刚获称誉很快又遭嘲笑，不久，又因参加革命小组的活动被判死刑，临时改服苦役和兵役，在西伯利亚呆了约十年，创作活动中断，开始几次恋爱都不顺利，第一次婚姻也不很称心，妻子、兄弟与好友又在同一年去世，办报被封，负债累累，这种负债状况几乎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终结，他的长篇小说差不多都是在予支稿费、限定日期的情况下写作的，为此只能得到远低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稿酬。他性格不擅交往，甚至一度的好友斯特拉霍夫也弃他而投向托尔斯泰，在他死后对他进行攻击。

　　所以，我们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中，确实感到一种潜藏的、贵族式的居高临下的态度，甚至在其对财产、婚姻、文化的激烈拒斥中，也包含有某种贵族式的骄傲，在其道德与宗教方面的要求中，有一种精英似的极端彻底和严格。别尔嘉耶夫说：“托尔斯泰的呐喊是那种处在幸福的环境中、拥有一切，但却不能忍受自己的特权地位的受苦的人的呐喊。”他拥有荣誉、钱财、显赫地位和家庭幸福这一切而想竭力放弃这一切。16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却是相当平民化的，是熟谙社会底层，深知其间人们的苦难，尤其是心灵的悲惨状态的。他是和他们在一起怜悯他们。梅列日科夫斯基曾经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的这一特点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爱我们，作为一个朋友，一个平等的人，而非象屠格涅夫那样有一诗意的距离，也不像托尔斯泰那样有一传道者的张扬。他是我们的，在他所有的思想中，所有的痛苦中。他与我们在同一只杯子里浮沉。”17 基尔波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中也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无贵族那样的骄矜自重，亦无资产阶级那样的故作优雅。”18





托尔斯泰出身于富有的上层贵族，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也没有上过“死屋”那一课，他的思想中也没有“地下室”那样一种阴深和暧昧。他的思想是单纯的，经常是直线行进的。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了解平民，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了解社会底层，尽管他自认是在为社会底层呼吁。他是如此热烈地渴望与社会底层趋同，然而他还是不很了解他们，不了解他们的所爱，所恨，所欲，所求。如茨威格所说，托尔斯泰的作品因此富有说教性，它是教科书，是宣传手册。而陀斯妥耶夫斯基却一言不发，但他的沉默比托尔斯泰的控诉更有内容。19 托尔斯泰对现实的人性和人心的复杂性缺乏一种全面的和深度的理解，他所达到的只是表面上的或者说只是某一侧面的深度。他的呼吁是相当精英化的，他是站在高处呐喊，却从未完全浸没在人性和人心的黑暗的深渊。在他的思想历程中，虽然也有种种转折，但在每一个转折完成后的阶段，一切对他都是毫无疑问的。那些转折对他来说是为时甚短的，经常是突兀的，他很快就涉过黑暗的深渊而进入了通体透亮的“真理的光辉”之中。他迅速把选择的疑问和烦恼抛到了脑后，抛给了过去，剩下的事情就只是朝着这一新的方向的奋斗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仍然把所有的疑问和困惑仍然保留在自身之中，仍然是在黑暗的深渊中吁求光明，给人的印象是在即将没顶的沼泽中伸出了双手，渴望抓到坚实的彼岸，甚至哪怕只是可以稍许喘息片刻的坚硬的树枝。

　　陀斯妥耶夫斯基预见到革命，20 而托尔斯泰却为革命所“预见”——革命者预见到托尔斯泰将成为摧毁旧秩序的有力资源。托尔斯泰对传统文化、社会政治秩序，产权与法律的攻击确实有一种震憾人心、发人深省的意义，然而他没有看到另一面：一旦破坏了文化的植被，就很难一下恢复，二十世纪的许多灾难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离开了法治，也就不会有自由；摧毁了秩序，人们将可能面对更为肆虐的权力；没有了产权，个人面对这种肆虐的权力也将被置于更无法保护自己的地步。他对人的要求很高，而人们却是站在地面上的，甚至是陷在污泥里的，解脱的办法并非是一个难以触及的天堂，而是慢慢可以爬出来的木板。他明于自己的理想却陋于知普通人的人心，他知道精神的一端，却不清楚物质和肉体的另一端。他了解贵族，却不了解百姓，尽管他极力否定自己的贵族气，然而却没有比他这种决绝的否定姿态更具贵族气的了。

　　我们在此并不是要扬陀抑托，他们两人各有自己的伟大之处，许多人的态度可能会像伯尔一样——他说他很难决定在两者中选谁，也许这个时候选陀，另一个时候选托，“并且，我觉得总是在反复变换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时代”。21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说，如果说托尔斯泰只接触到一端，陀斯妥耶夫斯基却还通过自己的亲身遭遇而接触到另一端，接触到那浸在污泥中的一端，那人们很难摆脱的物欲和肉体的一端，那多数人所生活和面对的一端。赫克（J•Hecker）也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通过客西马尼园找到上帝的，他通过死刑、流放学会选择鉴赏悲痛的宗教，并且热爱它，但他也知道另一面：俄罗斯灵魂为生活富裕和幸福所进行的斗争对他也不生疏，他理解俄国大学生们的精神困惑、志向和渴望，所以让阿辽沙还俗。22

　　托尔斯泰只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一面，而从陀斯妥耶夫斯基身上，却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两面。托尔斯泰的学说也许更适合于少数个人，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则面对全体。

　　当然，客观说来，托尔斯泰的思想也可以说构成了对话的一方，但只是一方，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却同时出现了对话的双方，或者说出现了多重对话的各方。仅仅站在对话的一方很容易走向实力的“对阵”而不再是思想的“对话”，这正是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俄国近百年的历史行程中所看到的。首先来临的是托尔斯泰的时代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个“死后方生”的思想者，但还不是“死后即生”，而是在百年之后“方生”。只有在人们意识到实力的“对阵”并不解决问题后，人们也许才可以重新开始思想的“对话”；只有在白昼的辉煌重归黯淡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才会在黑暗的背景上闪亮。然后，那些命定的思想者可能要学习在漫长的等待中等待黎明。人类没有办法做到让白昼永驻，相反，他们在对他们理想的阳光的直视中倒可能晃花双眼。只有到他们的眼睛重新熟悉周围的黑暗时，他们才能看清楚周围的一切，看清楚那是“真实的光亮”和那是“虚假的光亮”。时至今日他们才可能意识到，思想的“对话”比实力的“对阵”更可取，精神的黑暗必须用精神去驱散，而不能用武力去摧毁。

两位犹太学者关于巴以问题的辩论（一）
　　　　
　　　　原文链接：　　　　
　　　　http://www.democracynow.org/finkelstein-benami.shtml
　　　　
文中提到的本－阿米的书是《战争的旧伤、和平的新痛：以色列－阿拉伯悲剧》
　　　　
　　　　（Scars of War, Wounds of Peace: The Israeli-Arab Tragedy）

　　　　
　　　　译者 刘波
　　　　
　　　　本文为两位犹太历史学者，以色列前外长本－阿米和美国德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
芬克尔斯坦关于巴以问题的一场辩论，两人是在美国“现在就要民主！”（Democracy N
ow！）电台的主持下现场对话的。由于原文较长而且比较口语化，笔者将对话分成几部分
译出主要内容，这是第一部分。这部分主要涉及的是对1948年阿以战争的解读。对于这段
历史，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中学教科书的叙述是，在1948年阿拉伯国家试图扼杀襁褓中的
以色列国，但以色列以弱胜强，奇迹般地击败了阿拉伯联军，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当时期望
以色列会被击败而自愿暂时离开家园，后因阿拉伯人战败无法返回。
　　　　
　　　　两位学者对这段历史基本达成的一致意见是，1948年以色列军队并不处于军事上
的劣势，早在20世纪3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确定了赶走巴勒斯坦原住居民、建立犹太
人为主的以色列国的目标，而且还和英国托管当局联手镇压了当地阿拉伯人的起义。当1
948年战争爆发时，许多巴勒斯坦人或者在恐惧中逃离家园，或者遭到杀害、驱逐、财产
被掠夺，遭到种族清洗，这就是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根源。双方的不同意见是，本－阿米
认为历史上的国家无不以这种流血的过程建立，以色列对此负有道德责任，但犹太国的存
在和巴勒斯坦难民的返回无法同时实现。而芬克尔斯坦认为，比道德因素更重要的是国际
法因素，以色列无权通过战争夺取领土，也无权否认巴勒斯坦难民的返回权。
　　　　
　　　　什洛莫·本－阿米（Shlomo Ben-Ami） 以色列前外交部长、历史学家，主要参
与巴拉克总理任期内的巴以和谈，包括2000年的戴维营会谈和2001年的塔巴会谈，沙龙上
台后拒绝留任。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前主任，现为设于马德里的“
托莱多和平中心”副主席。
　　　　
　　　　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 美国德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父母
为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
　　　　
　　　　对话
　　　　
　　　　主持人：本－阿米，你能否先谈谈以色列的建国过程？在你的书中对此有很独到
的见解。
　　　　
　　　　本－阿米：在1948年以色列正式宣布建国前，一个国家早就已经存在了。犹太复
国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托管者的保护之下，已经实质上建立了一
个国家，包括政府机构、政党、医疗体系、犹太人内部的民主等。所以说，其建国只不过
是一项宣言而已，而当时它又卷入了两场战争中，一场是巴勒斯坦地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
的内战，另一场是阿拉伯军队的入侵。
　　　　
　　　　我的主要观点是，在战争爆发时以色列并不处于军事劣势。阿拉伯军队的军事目
标混乱，而且没有向战场派出足够的军队。也就是说，在1948年一个国家建立了，而且在
许多方面它都是一个超级大国的雏形。我们击败了入侵的阿拉伯军队，也打败了当地居民
，后者实际上被驱逐出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土地，这就是难民问题的源头。
　　　　
　　　　有趣的是，早在1936－1939年间，阿拉伯人在和英国托管当局与犹太国的雏形“
伊休夫”（Yishuv）之间的战争中就已经打输了。也就是说，早在1936年犹太人其实就已
经打赢了1948年战争。
　　　　
　　　　主持人：你援引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在1929年阿拉伯人的暴动之前，犹太复国
运动就已经是一场征服运动了。你还写道，“战场的实际情况是，一群生活在恐惧中的阿
拉伯人在面对一支残酷无情的以色列军队，他们的胜利之路不只是通过击败阿拉伯正规军
，而且是通过对阿拉伯平民的恐吓、以及在一些地方的暴行和屠杀。陷于精神崩溃的阿拉
伯人在屠杀行为的恐吓下被扫地出门，这将永远记在阿拉伯人的痛苦和仇恨里。”请对此
做进一步解释。
　　　　
　　　　本－阿米：我的观点是，除了耶稣基督外，所有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国家也不
例外。从道德角度而言是如此，但我认为这并不损坏犹太国建立的合法性，不管这个过程
多么粗暴，对巴勒斯坦人带来多么不道德的后果。在这一点上我和那些“新历史学家”（
译注：指以色列新兴的一批反思学校教育讲述的历史、努力还原历史原貌的历史学家）是
有分歧的。我的观点是，不论有多少不幸和悲哀，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国家都是这么建立
的。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要弥补我们带给巴勒斯坦人的不公正。我们应当在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之间划定疆界、给难民必要的赔偿、让难民回到巴勒斯坦国，但不是
以色列国。这不是因为道德问题，而是因为回到以色列是不可行的。我们必须以现实的方
式考虑最终的和平协议。我想我们曾经在2001年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和平。但很不幸我们未
能实现。
　　　　
　　　　主持人：2001年和谈的问题我们稍后谈，你还写道，“以色列社会也压制对战争
的记忆，因为以色列无法直面它驱逐阿拉伯人、残杀他们、剥夺他们财产的暴行。那就像
是承认，犹太人崇高的建国梦永远染上了对巴勒斯坦人暴行的污点，犹太国是在罪孽中产
生的。”我想可能有很多人会感到惊奇，这样的话竟然会出自一位以色列前外长之口。
　　　　
　　　　本－阿米：是的，我曾是外长，但我还是个历史学者。正如你谈到的，我们在试
图抹去那段记忆。在以色列关于1948年的神话是说，我们当时是在和入侵的阿拉伯军队打
仗，而不是和力量较弱的巴勒斯坦人，因为如果不那样说将会破坏以色列建国神话。因此
我们需要修正这种说法。我们不可能完全赔偿巴勒斯坦难民，但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找到
办法来将他们遭受的损失最小化。
　　　　
　　　　主持人：对于那些仍然坚称以色列是在一片无人土地上建国的人，你的回应是什
么？
　　　　
　　　　本－阿米：那当然是无稽之谈。“一块没有人民的土地给了一块没有土地的人民
，”我想是冉威尔（Zangwill）第一个这么说的。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另一个悲哀的事
情是，当地的巴勒斯坦农民当时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部分土地是犹太复国组织从奥斯
曼土耳其帝国的地主手中买来的，在买来之后上面的巴勒斯坦人当然就被驱逐了。但我想
以色列国的领土最多只有6％－7％是买来的。其他土地都是接管或通过战争夺占的。
　　　　
　　　　主持人：芬克尔斯坦，你是否认同本－阿米的分析？
　　　　
　　　　芬克尔斯坦：首先我同意，现在严肃的历史学家和心智正常的人对于本－阿米所
述的事实基本没有多少争议。从19世纪末第一个犹太复国分子定居点建立到1948年之间到
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目前人们已经有了共识。
　　　　
　　　　在本－阿米的书中，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困境是，他们想建立一个主要是
犹太人的国家，但这块土地上的主要人口却不是犹太人。根据本－阿米提供的数字，在1
906年那里有70万阿拉伯人和5.5万犹太人，而且在这5.5万人中只有少数几个犹太复国主
义分子。这就是个困境。
　　　　
　　　　于是以色列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就认为，解决这个困境有两
个办法。一个是所谓的南非方式，建立一个犹太国，但不给予土著居民政治权利。另一个
办法是把当地人赶走，就像北美发生的事情。
　　　　
　　　　正如本－阿米在书中指出的，在上世纪3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已经达成共
识，采取第二种办法——把巴勒斯坦人赶走。但这会引起道德和国际反应，所以不是想做
就能做的。所以要等待时机。而1948年是个绝好的时机。在战争的掩护下，你就有了机会
去驱逐当地居民。莫里斯认为巴勒斯坦人在1948年遭到了种族清洗，但他认为那是战争不
可避免的后果，之前并没有这种目的。而让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本－阿米的观点要更进
一步，他认为很明显他们一开始就有意驱逐巴勒斯坦人。对于这些事实我都认可。
　　　　
　　　　我们的分歧在哪里？我认为在责任方面。这不只是个道德责任问题。这是个法律
责任问题、国际责任问题。作为联合国的一员你的义务是什么？根据国际法，在武装冲突
结束后难民有权返回故土。所以本－阿米说的很对，以巴冲突的关键时刻不是巴勒斯坦人
被驱逐的时候，而是在战后，以色列拒绝巴勒斯坦人返回的时候。
　　　　
　　　　在那时就出现了一个难题，即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是建立一个犹太国，但另一方
面巴勒斯坦难民又有返回权。在本－阿米看来，这成了个无法解决的矛盾。
　　　　
　　　　但除了这两个因素外，还有第三个因素，那就是国际法。根据国际法，巴勒斯坦
人有返回权。我不是说可以直接返回。我承认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我们要分清是非。那是
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错，因此他们有这个权利。这和道德无关，这是关于法定权利的事情
。但以色列否定他们的返回权。在戴维营和塔巴发生的就是这个事情，他们的返回权被否
定了。


两位犹太学者关于巴以问题的辩论（二）
　　　　
　　　　这一部分涉及的主要是奥斯陆和平进程。本－阿米对1993年奥斯陆协议的诠释是
，在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后，流亡中的阿拉法特迫切希望回到巴勒斯坦主导
政治进程，于是匆忙同以色列达成了一个非常模糊的框架和平协议，基本未解决实质问题
，这也给后来的巴以和谈留下后遗症。芬克尔斯坦的诠释则是，在1990年海湾战争之后巴
解组织内外交困，面对巴勒斯坦人起义的拉宾政府决定和阿拉法特谈判，让阿拉法特回国
，配合以色列镇压被占领土上的抵抗活动，但阿拉法特最终不愿顺从以色列的意愿。此外
本－阿米还谈到了联合国242号决议有很大的解释空间，而芬克尔斯坦则认为不管奥斯陆
和平协议和242号决议是如何的“模糊”，巴以之间“土地换和平”的国际共识非常明确
，无可争议。
　　　　
　　　　什洛莫·本－阿米（Shlomo Ben-Ami）
　　　　
　　　　以色列前外交部长、历史学家，主要参与巴拉克总理任期内的巴以和谈，包括2
000年的戴维营会谈和2001年的塔巴会谈，沙龙上台后拒绝留任。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
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前主任，现为设于马德里的“托莱多和平中心”副主席。著有《战争
的旧伤、和平的新痛：以色列－阿拉伯悲剧》一书。
　　　　
　　　　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
　　　　
　　　　美国德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父母为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
士。就中东问题著有多本专著。
　　　　
　　　　对话（接上）
　　　　
　　　　主持人：本－阿米，你的回应？
　　　　
　　　　本－阿米：我想我和芬克尔斯坦博士之间的分歧没有那么大。不论在法律上还是
在道德上，他的基本观点是以色列国的存在和几百万巴勒斯坦人返回以色列，这二者之间
是可以调和的。我们要找到一种调和的道路，我想“克林顿参数”（译注：指2000年12月
克林顿提出的和平建议）就是这样的道路。克林顿的建议承认巴勒斯坦人有返回巴勒斯坦
土地的固有权利。根据我的提议，巴勒斯坦人还将得到目前的以色列国的一部分，而且他
们愿意把多少巴勒斯坦难民转移到这块土地上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他们将回到巴勒斯
坦，而且还可以得到大笔的经济赔偿。在我看来，根据现实来判断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了
，而且我们也接近达成这一结果。
　　　　
　　　　但阿拉法特从来没有对难民问题表示足够的兴趣。他更关心耶路撒冷。我看到他
一次对阿巴斯说，“别和我谈你那些难民问题。我们需要的是耶路撒冷。”看到了吗？他
并不是很想在难民问题上取得进展。阿拉法特直到死的时候都一直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员
，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认为耶路撒冷是巴以冲突的关键。他对领土问题也不是很感兴趣
。在戴维营我看到他对克林顿说：“我准备放弃8％的约旦河西岸土地让以色列修建定居
点，只要你能给我解决耶路撒冷问题。”
　　　　
　　　　主持人：本－阿米，是否可以先谈谈1993年奥斯陆和平协议的问题，你是一位关
键性的参与者，和平进程为什么失败了？
　　　　
　　　　本－阿米：阿拉法特对奥斯陆和平协议的态度是，他不把它当作达成最终解决方
案的手段，而更主要的是想通过奥斯陆进程回到巴勒斯坦，控制巴勒斯坦当地的政治局势
。别忘了，巴勒斯坦人起义不是在巴解组织的领导下开始的，而是自发开始的，阿拉法特
认为他在失去对巴勒斯坦命运的控制权。他只有通过和以色列的协议才能回到巴勒斯坦。
于是他在奥斯陆做出了重大让步。
　　　　
　　　　实际上，当他在奥斯陆和我们谈判时，一个巴勒斯坦官方代表团正在华盛顿和以
色列官方代表团谈判，他们所要求的正是巴勒斯坦人应当要求的：自决权、返回权、结束
占领等，然而阿拉法特在奥斯陆达成的和平协议完全没有提到自决权，也没有提到以色列
应当停止修建定居点。如果以色列在奥斯陆之后继续扩展定居点，那只是违反了奥斯陆的
精神，而不是违反了奥斯陆文件的内容。也就是说，阿拉法特为了回到巴勒斯坦，控制巴
勒斯坦政治，他草草达成了一个“廉价”的协议。
　　　　
　　　　所以奥斯陆协议的问题是，它只解决了很小的问题，如加沙问题——即便以色列
的极右派都同意放弃加沙。但在其他问题上，奥斯陆没有为未来确定方向。例如它只是说
同意就耶路撒冷问题进行谈判，但没有说耶路撒冷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结果在谈判过程
中双方就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意见。难民问题呢？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说将讨论。由于
这种模糊的存在，双方都试图通过单边行动来主宰未来的进程，于是以色列继续扩展定居
点，而巴勒斯坦人则以恐怖活动作为报复。
　　　　
　　　　奥斯陆的问题一直影响到现在，奥斯陆无法带来最终的解决方案，因为在奥斯陆
协议中双方的意图是不同的。由于巴勒斯坦人在奥斯陆协议中甚至没有提到自决权问题，
因此拉宾就会想，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可以考虑让他们建立一个“次级国家”（state
-minus）。拉宾就是那么说的。他从来没有打算通过和平协议来建成一个完全的巴勒斯坦
国。奥斯陆协议有很多模糊的地方，后来在戴维营和塔巴和谈期间，这些就都成了雷区。

　　　　
　　　　主持人：芬克尔斯坦教授？
　　　　
　　　　芬克尔斯坦：我部分认同本－阿米博士的分析，但不是全部。在我看来，从上世
纪7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解决巴以冲突就形成了一项国际共识，即两国方案，这可一点都
不模糊。根据国际法关于“不允许通过战争获取领土”的基本准则，以色列必须从约旦河
西岸、加沙和耶路撒冷完全撤出。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邻国必须承认以色列有权和邻国
和平、安全地相处。双方的等价交换物是：“承认以色列”与“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包
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自决权”。
　　　　
　　　　这是国际共识。这一点都不复杂。每年联合国都会就此问题投票，一般是160多
个国家赞同，只有美国、以色列、瑙鲁、帕劳群岛、图瓦卢、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
反对。以色列政府明知这是国际共识，但他们既反对从约旦河西岸、加沙和耶路撒冷完全
撤军，也反对在被占领土建立巴勒斯坦国。
　　　　
　　　　1981年，由于以色列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他们决定入侵黎巴嫩、摧毁巴解
，因为巴解支持两国方案。正如本－阿米博士的同事阿夫内·亚尼夫（Avner Yaniv）在
《安全困境》一书中所写的，“以色列的主要问题是巴解提出的和平倡议。巴解想要一个
两国方案。但以色列不想要。”于是以色列决定摧毁巴解。他们成功了。巴解流亡了。
　　　　
　　　　1987年，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认为国际上对他们不闻不问，于是发动了起义，
起义基本是非暴力性质的，而且起义的头几年是成功的。但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了科威
特，而巴解支持伊拉克。伊拉克被打败后，所有海湾国家都切断了对巴解的资金供应。巴
解陷入了困境。
　　　　
　　　　这时以色列就有了个更聪明的想法。本－阿米博士在他的书中写道，拉宾说：“
让我们给阿拉法特一条活路，但这是有条件的，巴解将执行和配合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的行
动，以镇压巴勒斯坦人自发的民主运动。”正如本－阿米博士说的，在海湾战争后以色列
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和真正想要两国方案的巴勒斯坦人谈判，另一个是和阿拉法特谈判，
因为阿拉法特已经陷入了绝望，所以以色列决定和他谈判。以色列选择了阿拉法特是想让
他去镇压所有被占领土上的抵抗活动。然而在戴维营会谈时，阿拉法特的行动表明，他不
愿意就巴勒斯坦人在国际法上的权利做出让步。在我看来这是戴维营和塔巴出现僵局的原
因。
　　　　
　　　　主持人：本－阿米？
　　　　
　　　　本－阿米：就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而言，要看到242号决议与要求以
色列撤出黎巴嫩的425号决议、以及要求伊拉克撤出科威特的决议（我忘了序号）是不同
的。国际社会在后两个决议中只是要求以色列和伊拉克无条件撤出。但242号决议是邀请
双方就两个实体的边界举行谈判。它没有规定巴勒斯坦国的问题。它没有涉及难民问题、
耶路撒冷问题——巴解组织也因此反对242号决议。
　　　　
　　　　我认为以色列人接受了242号决议这个和平框架，但巴勒斯坦人不愿意接受。以
色列人之所以接受就是因为根据对决议的这一诠释，并不需要完全撤出那些领土，该决议
也没有提到巴勒斯坦国。
　　　　
　　　　对于芬克尔斯坦援引我的话做的一些表示我赞同，只是要补充一点。阿拉法特一
点都不关心国际法。我和这个人见过许多次面，这就是我的印象——当然我可能错了。他
在道德上、心理上和实际上都无法接受犹太国的道德合法性，无论这个犹太国的边界如何
。阿拉法特无法摆脱那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将会没完没了的想法。
　　　　
　　　　所以塔巴的问题不是国际法的问题。在塔巴，阿拉法特认为小布什将是另一个老
布什，而阿拉伯世界认为老布什更友好一些，比较不怎么依从以色列的意愿。阿拉法特认
为，他将从小布什那里将得到一个更好的协议。这纯粹是一种政治考虑，但他再次失败了
，阿拉法特一直认为他是个无所不知的人。他自认为是个战略家，他就是因此而不断栽跟
头。他背叛了他人民的事业，因为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正在成为中东的第二支库尔德人，一
个建国理想越来越遥远的民族。
　　　　
　　　　一位领导人需要尝试新选择，因为在他的民众中并没有共识。而且一项和平协议
并不一定要完全吻合国际法的要求，要根据现实在各方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在历史上和
平一直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而我们失去了那个机会。但就巴勒斯坦目前的形势而言
，我没有其他人那么悲观。我认为我们不必完全拒绝和拉姆安拉与加沙的新执政者谈判。
我们需要做些事情。
　　　　
　　　　主持人：你指的是哈马斯？
　　　　
　　　　本－阿米：是的。在我看来哈马斯的胜利带有一种诗意的公正色彩。为什么要怀
念阿拉法特和巴解？他们廉洁吗？他们腐败，低效。当然以色列要为巴勒斯坦社会的四分
五裂负很大责任，这毫无疑问，但他们的领导人也辜负了他们。从这一点来看哈马斯的胜
利是正常的。我们不能一方面教导别人民主，另一方面又说我们不接受赢得选举的人。民
主就是民主。
　　　　
　　　　我认为这些人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实际得多。上世纪90年代他们就提出了和以色
列达成临时解决方案的建议。2003年他们宣布单方面停火，那是因为在阿拉法特政府中他
们曾被排除出政治体系，而阿巴斯再次把他们带入政治体系，于是他们宣布停火。他们有
兴趣把自己转变为一个政治性实体。因此我们需要找到和他们合作的方式。
　　　　
　　　　现在每个人都说他们应当首先承认以色列、结束恐怖主义。我也希望这样，但他
们肯定不会自愿这么做的。他们只愿意把这作为一种交换条件，就像巴解所做的一样。拉
宾刚开始和巴解接触时，他们也不承认以色列，而且他们进行各种肮脏的活动。因此，我
们必须现实一些，丢掉一些陈词滥调，看看我们能否和哈马斯达成某种协议。我认为在以
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直接或者通过第三方达成某种长期的过渡协议，这是可行的，也是可能
的。


（三）
　　　　
　　　　这一部分两人集中讨论2000年的戴维营会谈和2001年的塔巴会谈。以色列政府和
西方主流媒体对戴维营会谈的典型叙述方式是，巴拉克为首的工党政府表达了完全的和平
诚意，做出了重大让步，慷慨大度地接受巴勒斯坦方面的几乎所有要求，但阿拉法特不希
望实现和平，顽固地拒绝了以色列的提议，因此阿拉法特是和平的障碍。对此芬克尔斯坦
认为，如果从国际法的角度衡量，巴勒斯坦谈判方已经在各个方面对自己根据国际法本应
拥有的权利做了全面让步，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让步都来自巴勒斯坦一方。本－阿米也承认
，换做他是巴勒斯坦人，他也会拒绝戴维营方案，但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塔巴会谈上提出
的更加公正的“克林顿参数”，对此巴勒斯坦一方没有接受，这说明阿拉法特不希望和平
。芬克尔斯坦回应说，事实是巴拉克政府下令退出塔巴和谈的。本－阿米进一步解释说，
那是因为大选临近，工党政府遭遇了巨大的国内压力。塔巴会谈之后不久，沙龙上台并拒
绝与阿拉法特、阿巴斯与哈马斯历届政府和谈，巴以和平进程彻底中断，直到今天。
　　　　
　　　　什洛莫·本－阿米（Shlomo Ben-Ami）
　　　　
　　　　以色列前外交部长、历史学家，主要参与巴拉克总理任期内的巴以和谈，包括2
000年的戴维营会谈和2001年的塔巴会谈，沙龙上台后拒绝留任。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
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前主任，现为设于马德里的“托莱多和平中心”副主席。著有《战争
的旧伤、和平的新痛：以色列－阿拉伯悲剧》一书。
　　　　
　　　　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
　　　　
　　　　美国德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父母为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
士。就中东问题著有多本专著。
　　　　
　　　　对话（接上）
　　　　
　　　　主持人：芬克尔斯坦？
　　　　
　　　　芬克尔斯坦：哦，我想先不说哈马斯，而是回到之前有关国际法的问题。这不是
个抽象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谁对戴维营和塔巴和谈的僵局负责？在我看来，当本－阿
米博士戴上历史学家的帽子时，他能说对所有事情。但当他戴上外交官的帽子时，他就开
始说错一些事情。
　　　　
　　　　我不可能看清阿拉法特的内心，而且坦白地说我对此毫无兴趣。我只关注外交记
录，事实的记录。在戴维营和塔巴，双方的建议是什么？一般的解释（也是本－阿米博士
认同的解释）是，以色列做出了重大让步，巴勒斯坦人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其原因就是本
－阿米博士所说的阿拉法特的不妥协立场。所以，阿拉法特错过了很好的机会。但事实是
，所有的让步都是巴勒斯坦一方做出的。
　　　　
　　　　简单来说，在戴维营和塔巴有四项议题：定居点、边界、耶路撒冷和难民。
　　　　
　　　　让我们从定居点开始。根据国际法这毫无争议。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第49条
，任何占领国将其人口转移到被占领土都是非法的。根据国际法，所有的定居点都是非法
的，这毫无争议。2004年国际法庭判定所有定居点为非法。但巴勒斯坦人同意让出一半的
约旦河西岸定居点。这是个巨大的让步。
　　　　
　　　　边界问题。很明显，不允许通过战争夺取领土。根据国际法，以色列必须撤出被
占领土。但毫无疑问，而且我知道本－阿米博士也认同的是，巴勒斯坦人愿意在边界问题
上让步。让步多少？这是问题。但毫无疑问他们愿意做出让步。
　　　　
　　　　耶路撒冷问题。这个问题很有趣，你看看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载，每个人都说巴拉
克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但根据国际法以色列对于耶路撒冷没有哪怕一丁点的
主权。国际法庭的判决认为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但巴勒斯坦人愿意把耶路撒冷
一分两半，犹太区给以色列，阿拉伯区给巴勒斯坦。我相信本－阿米博士也认同这一点。

　　　　
　　　　难民问题。在国际法上这个问题毫无争议，即使比较保守派的人权组织，如“大
赦国际”、“人权观察”都在2000年的戴维营会谈期间就难民返回权发布声明。它们认为
根据国际法，约500万－600万巴勒斯坦难民每个人都有返回权，是返回以色列，而不是以
色列划出的一小块土地。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然而甚至本－阿米博士也承认，在会谈中
巴勒斯坦人并没有要求难民完全返回。他给的数字是巴勒斯坦方面要求40万－80万难民返
回，有些记录是几万到20万。无论如何要比600万低得多。
　　　　
　　　　所以在每个问题上，所有的让步都来自巴勒斯坦一方。但问题是，在本－阿米博
士和其他人的记述中，讲的都是以色列的期待，以及以色列愿意做出多少让步。唯一正确
的框架应该是国际法，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你就会发现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主持人：本－阿米博士，你能否对此做简要回答？
　　　　
　　　　本－阿米：当然。正如芬克尔斯坦所说的，在我写的书的第三部分，我的身份是
名外交官，但同时我也是个历史学者，我在里边谈到戴维营对于巴勒斯坦人并不是个好机
会，假设我是巴勒斯坦人，我也会拒绝戴维营方案。我在书中就是这么说的。但真正的问
题是塔巴。问题是“克林顿参数”（Clinton parameters）……
　　　　
　　　　芬克尔斯坦：我想你或许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术语，我觉得大多数听众不知道什么
是“克林顿参数”。
　　　　
　　　　本－阿米：好的。“克林顿参数”说的是，在领土问题上，巴勒斯坦人将得到加
沙的100％，约旦河西岸的97％，以及从加沙到约旦河西岸的安全通道，这样可以使他们
的国家正常生存。这里的97％涉及的是领土交换，剩余的3％他们将从以色列一边获得，
这样以色列就将保留那些定居点，而他们可以将难民安置到从以色列获得的土地上。
　　　　
　　　　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犹太区归以色列，阿拉伯区归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将对圣
殿山和阿克萨清真寺拥有完全主权，这个问题在以色列人看来是个大问题，因为那对我们
很重要。
　　　　
　　　　难民问题上，难民将回到历史上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将维持其决定是否接收的主
权。也就是说，以色列将吸收部分难民，但还要有限制，双方将就此限制进一步协商。但
大部分难民将被允许回到巴勒斯坦。这些就是“克林顿参数”的基本要点。
　　　　
　　　　芬克尔斯坦在这里谈的国际法问题我认为很重要。但与此同时，面临这些历史分
歧、关于政治权利和安全考虑的分歧时，几乎是不可能完全在国际法的基础上解决的。巴
勒斯坦人之所以做出让步，就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根本不可能完全根据国际法的规定解决问
题。因此我们需要找到出路。
　　　　
　　　　我真的认为在戴维营我们没有找到那条出路，这一点我在书中谈的很清楚。但我
们在塔巴试图对“克林顿参数”做进一步的调整。然而最后却因为很多原因，例如美国政
府和以色列政府所剩时间不多，以及阿拉法特认为他能获得一个更好的协议，这个目标没
有实现。我认为阿拉法特根本就没法得到一个更好的协议，形势完全不同了。所以说阿拉
法特错过了一个机会，本来他可以达成一个不完美的协议——这个协议肯定将是不完美的
，因为历史上的和平协议都是这么达成的。所以说，阿拉法特错过了这个机会，他让巴勒
斯坦再度滑入战争的狂乱，巴以之间的问题又从头开始了。
　　　　
　　　　主持人：芬克尔斯坦，你给一个简短的回应，然后我们就谈你书中提到的反犹主
义问题。
　　　　
　　　　本－阿米：我能否再简单补充？
　　　　
　　　　芬克尔斯坦：好的。
　　　　
　　　　本－阿米：因为我确实说到了不允许以武力夺取领土，这不是我提出来的，这是
242号决议里说的。
　　　　
　　　　芬克尔斯坦：正是如此。
　　　　
　　　　本－阿米：242号决议是这么说的，但让我们再次看看其中的细节。以色列接受
242号决议是因为，里边虽然有“不允许以武力夺取领土”这一条，但还有另一个概念是
必须有可保卫、可辨认的安全边界。这就是一种平衡。这不是国际法，这是谈判中的讨价
还价。
　　　　
　　　　主持人：芬克尔斯坦教授？
　　　　
　　　　芬克尔斯坦：我不想谈如何诠释242号决议这个没完没了的问题。我只想说，国
际法庭在2004年7月裁决，以色列必须完全从约旦河西岸、加沙和耶路撒冷撤出。对我而
言这不再是什么争议了，不论如何去诠释242号决议。
　　　　
　　　　现在让我们谈谈最后一个问题。对于很多听众而言这是个麻烦问题，因为就连我
在读了关于此事的20多本书之后，我还是经常把事情搞混。戴维营会谈是在2000年7月。
“克林顿参数”应该是2000年12月23日提出的。塔巴会谈是在2001年1月。本－阿米博士
已经讲了戴维营，我也能理解为何巴勒斯坦人没有接受那个方案。虽然他在书中不停地谈
阿拉法特是如何的不妥协，但他现在也承认巴勒斯坦人在戴维营做了让步。实际上正如我
说的，在国际法框架下，所有让步都是巴勒斯坦人做出的。
　　　　
　　　　接下来看看“克林顿参数”问题。本－阿米博士对其内容说得很准确。但我不认
为他在书中正确叙述了当时的事情。他在书中称以色列接受了“克林顿参数”，而阿拉法
特其实没有接受。但事实是什么？事实是白宫发言人于2001年1月3日宣布的，以色列人和
巴勒斯坦人都有保留地接受了“克林顿参数”。但本－阿米博士在书中却说只有巴勒斯坦
人是有保留的。
　　　　
　　　　而且我很奇怪本·阿米博士推荐给我们克莱顿·斯维舍（Clayton Swisher）的
书《戴维营真相》。我看了这本书。在第402页斯维舍正是引用了本·阿米的话。在那些
话中，本－阿米承认巴拉克提出了数页的保留意见，尽管你称这些意见比巴方的保留意见
要少。但实际上巴拉克提出了为数10页的保留意见。所以说，双方都是有保留的。
　　　　
　　　　稍等，最后一点，最后一点。（译注：估计此时本－阿米要发言。）本－阿米在
他的记录中省略了另一个关键点。他没有告诉我们塔巴会谈是怎么结束的。塔巴的正式结
束是因为巴拉克撤走了他的谈判代表团。不是巴勒斯坦人放弃塔巴会谈的。是以色列人放
弃的。这是有历史记录的，毫无争议。
　　　　
　　　　主持人：本－阿米博士？
　　　　
　　　　本－阿米：我亲身参与了那份文件的起草工作，那不是一系列的保留意见，那只
是指出了以色列原本的立场和“克林顿参数”中反映的内容之间的不同之处。那份文件里
没有真正的保留意见，但在巴勒斯坦人的文件里，关于难民、阿克萨清真寺等各个问题都
有保留意见。我们的文件只是一份声明，表明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让步，不能再让了。
　　　　
　　　　现在说说塔巴问题。当时我们这个政府其实是在自杀。离大选还有两周的时间，
总参谋长莫法兹将军公开表示，我们接受“克林顿参数”是在拿国家的未来冒险，这已经
相当于以政变威胁了。随后我就去了开罗，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邀请阿拉法特来到开罗与
我会面，我告诉阿拉法特我们将在塔巴对“克林顿参数”做进一步调整。但最终我们发现
无法达成协议，这时距离大选只有一周了。
　　　　
　　　　而这时巴拉克政府谈判耶路撒冷、圣殿山这些事情的资格遭到了质疑，这种质疑
不止来自右翼，而且来自政府内部的左翼。“本－阿米想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诺贝尔奖。
”工党的一位部长哈伊姆·拉蒙（译注：Haim Ramon，即黎以战争期间在办公室强吻女兵
的前以色列司法部长）是这么说的。所以形势已经无法继续下去。我们想让巴勒斯坦人考
虑达成一个基本的和平协议，但他们不愿意。阿拉法特不愿意。
　　　　
　　　　国际法是要尊重，但归根到底和平进程是一个政治进程，需要政府来做，而政府
需要有政治支持。没有了政治支持，你只能写诗，而不能实现和平。从那之后我们就一直
在写诗，因为我们不在其位了。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之后沙龙就看到了我们的教训。他说
：“听着，我们将不会那么做。我将采取单边行动。我可不相信谈判。”这都是因为在克
林顿任期的最后一年里，和平希望被悲剧性地错过了。


（四）
　　　　在最后一部分里两位学者讨论了反犹主义、恐怖主义、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等话题
。芬克尔斯坦对以色列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本－阿米认为以色列处在一
个困难的境地，但作为一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认为撤出被占领土、拆除定居点、
达成共同解决方案符合以色列犹太人的最大利益。
　　　　
　　　　什洛莫·本－阿米（Shlomo Ben-Ami）
　　　　
　　　　以色列前外交部长、历史学家，主要参与巴拉克总理任期内的巴以和谈，包括2
000年的戴维营会谈和2001年的塔巴会谈，沙龙上台后拒绝留任。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
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前主任，现为设于马德里的“托莱多和平中心”副主席。著有《战争
的旧伤、和平的新痛：以色列－阿拉伯悲剧》一书。
　　　　
　　　　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
　　　　
　　　　美国德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父母为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
士。就中东问题著有多本专著。
　　　　
　　　　对话（接上）
　　　　
　　　　主持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芬克尔斯坦教授，能否谈谈你提出的概念“并非很
新的新反犹主义”是什么意思？
　　　　
　　　　芬克尔斯坦：哦，我想这个话题和我们刚才的谈话也有关系。在这个话题上和诚
实、理性的人讨论，就会达成很多共识，虽然也有分歧。我不是在说奉承话，我是说真的
。我非常相信，如果巴勒斯坦代表和本－阿米坐在一起举行谈判，而且没有本－阿米博士
所说的来自以色列国内的那种政治压力，肯定能达成理性的解决方案。在我看来本－阿米
很理智，虽然我们在有些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
　　　　
　　　　但问题是在美国，有一些自称以色列支持者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是一群不可理喻
的人。他们会说，“这块土地是我的，是上帝赐予我的。”任何对此不同意的人都会被贴
上反犹标签。每当以色列遭受国际压力或者公共舆论压力时，例如在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
义期间，就会有人说，世界正在出现新的反犹主义。
　　　　
　　　　但这根本就没有证据，你看看皮尤中心的民意调查，不管是在欧洲还是美国，每
次调查都显示反犹倾向其实是在不断减弱的。所谓的“新反犹主义”是指任何批评以色列
政府政策的人。我猜，假设人们不知道《战争的旧伤、和平的新痛》这本书是谁写的，肯
定会被ADL（译注：“反诋毁联盟”，美国犹太人组织）列为反犹的禁书，因为里边说到
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当年试图把阿拉伯人赶走，那就是反犹。这和事实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一种宣传。我想今天下午听了我们的对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都会感到不舒服，他们
很快会指责本－阿米是个反犹分子。
　　　　
　　　　主持人：本－阿米博士，你的回应？你觉得在以色列和在美国讨论这个问题有什
么不同吗？
　　　　
　　　　本－阿米：反犹主义？当然，以色列是犹太人大劫难的产物，如果没有犹太人大
劫难就不会有以色列国。我想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尤其是在本－古里安看来，是需要把犹
太人大劫难作为建国理由的。你知道本－古里安在某些方面是个列宁主义者，他和列宁很
像。我的意思是说，他的头脑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建立以色列国，其他事情都要为此服
务。
　　　　
　　　　我想纳粹大屠杀成为了犹太人定义自身的一个事件，但同时以色列——不是以色
列，是以色列的一些政治家——也在滥用这个理由。他们把阿拉法特比作希特勒。阿拉法
特可能是个很坏的家伙，但肯定不是希特勒，就像我也不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是希特勒，
而老布什把他和希特勒相提并论。我是说，我们在做轻率的比较。
　　　　
　　　　例如，埃希曼（译注：纳粹头目，1960年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逮捕）的被捕对
本－古里安而言很重要，他需要以此教育年轻人。我在书中指出，一开始本－古里安并不
是很关注纳粹大屠杀问题，他比较关注其他问题。但他突然发现，要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犹
太人建立一个团结的国家，就需要回到犹太人的记忆、价值观，回到犹太人大劫难，这样
才能让这个新生的国家团结。
　　　　
　　　　现在的一些事件，例如巴黎郊区的穆斯林年轻人袭击犹太教堂，在我看来这很难
定义为反犹主义。我认为这是流氓行为，或者利用中东的冲突来对犹太人的宗教场所做些
肮脏事，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反犹主义。反犹一直都是一种欧洲人的疾病。欧洲一直都存在
着反犹主义，而且我认为还会继续存在，反犹主义将会一直成为许多欧洲国家的一个亚文
化潮流。
　　　　
　　　　但我看到在整个欧洲，针对北非人和其他外国人的排外主义更为严重。在欧洲的
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犹太人历史博物馆，也就是说犹太传统越来越多地被认定为欧洲传统的
一部分。但在我看来，现在的问题是阿拉伯人、来自北非、中东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移民
。
　　　　
　　　　主持人：他们遭到了歧视？
　　　　
　　　　本－阿米：是的。
　　　　
　　　　芬克尔斯坦：完全、彻底同意。
　　　　
　　　　主持人：阿拉法特和哈马斯都被称为恐怖分子。但当以色列在被占领土袭击平民
时，你如何形容以色列？或者说你如何形容沙龙？
　　　　
　　　　本－阿米：我先谈谈我对恐怖主义的描述。我认为恐怖主义是针对平民不分青红
皂白的袭击。如果我或我的儿子（上帝不容）身穿军装在巴勒斯坦土地遭到哈马斯的袭击
，我不认为那是恐怖主义。如果哈马斯成员跑到幼儿园、商场自爆，造成平民死伤，那就
是恐怖主义。
　　　　
　　　　但国家的行为更难定义。国家不能针对平民采取行动，而是应该针对军事目标。
以色列和埃及打仗时，那是战争，不是以色列对埃及人的恐怖主义。但在加沙和约旦河西
岸情况就很复杂，那里有民兵和武器库，军队打击他们时会给平民带来间接伤亡。我很难
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你打击的不是一支真正的军队，他们会发动袭击，而你需要还击，
保护人民，如果平民也遭受打击那很不幸，但那是间接伤害。
　　　　
　　　　主持人：芬克尔斯坦教授，想听听你的回应，在你的书《何止是“虎刺怕”》（
译注：Beyond Chutzpah，“虎刺怕”是希伯来语，有大胆、蛮横、肆无忌惮等许多含义
）中有一章是《以色列的阿布－格莱布》。
　　　　
　　　　芬克尔斯坦：就恐怖主义的定义而言我接受本－阿米的说法，即为政治目的不分
青红皂白地袭击平民。但事实记录是怎么样的？我们只看看从2000年9月28日到现在的第
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记录表明，目前为止已经有约3000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900名以
色列人被打死。我使用B’Tselem（被占领土人权状况以色列信息中心）的数字，双方均
有约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死者是平民或路人。
　　　　
　　　　你看看人权组织的记录，包括B’Tselem、“大赦国际”、“人权观察”、“以
色列人权医疗者”等，它们都表示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火力。有6
00名巴勒斯坦儿童被打死，相当于以色列平民的死亡总数。那是600名巴勒斯坦儿童。
　　　　
　　　　B’Tselem认为，当有如此之多的平民被打死时，追究是不是被有意打死已经没
有什么意义，国家对此负有责任——我很不喜欢“间接伤害”这个术语。以数字判断，我
可以说，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的恐怖行为是巴勒斯坦针对以色列恐怖行为的三倍。
　　　　
　　　　让我们看看另一个相关问题：虐待问题。根据“人权观察”和B’Tselem的数字
，1994年－1995年间以色列虐待了数万名巴勒斯坦囚犯。1987年－1999年间以色列是世界
上唯一一个将虐待合法化的国家。看看这些虐待、毁坏房屋和定点……（译注：估计是要
说定点清除）
　　　　
　　　　本－阿米： 1999年正是我们上台的时间。
　　　　
　　　　芬克尔斯坦：那很好，那挽回了一些颜面，但事实是，历史记录表明，工党侵犯
人权的记录比利库德集团严重得多。从1967年到现在唯一暂停虐待行为的政府是1979年－
1981年的贝京政府。拉宾先生曾经夸口说，他毁坏的房屋比任何利库德政府都多得多。定
居点方面，本－阿米博士知道的很清楚，拉宾政府扩建定居点的行动比沙米尔政府规模要
大，而且本－阿米博士在书中遗漏的一个事实是，巴拉克政府在被占领土修建新住房的记
录要比内塔尼亚胡政府严重。对于美国听众而言这听上去很矛盾，但历史记录就是表明，
侵犯人权最严重的是工党政府，不是利库德集团。
　　　　
　　　　主持人：本－阿米博士？
　　　　
　　　　本－阿米：从1999年开始虐待行为不再合法，这件事情芬克尔斯坦博士说得很对
。就工党和利库德之间的区别而言，我在书中是从另一个角度谈的。工党一直都更关心解
决领土问题，右翼一直都不是这样的。右翼一直梦想着“大以色列”（译注：Eretz Yis
rael，希伯来语，意指《圣经》上应许给犹太人的土地），但他们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实
施这个计划。你知道在和萨达特的第一次戴维营协议中，当时执政的右翼政府拆除了西奈
半岛北部亚密（Yamit）的定居点。右翼更加宗教化、更信奉《圣经》，在领土问题上较
不实际。但我在书中也说，定居点实际上是佩雷斯在担任拉宾的国防部长期间开始的。
　　　　
　　　　主持人：那是工党政府。
　　　　
　　　　本－阿米：对，是工党政府。但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在书中也说了，很奇怪，
在1988年之前，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之间几乎毫无政见分歧。而事情发生变化是在1988年，
这里我确实要归功于阿拉法特。他在1988年的宣言开始了和平进程。
　　　　
　　　　但工党和利库德集团的定居点政策是不同的。沙龙和拉宾的不同之处是，沙龙修
建定居点是为了阻挠将来达成协议，但拉宾在修建定居点时想的是，以后如果和巴勒斯坦
人达成和平协议，这些定居点可以通过谈判成为以色列国的一部分，可以为巴勒斯坦人所
接受。正如你所说的，在戴维营和塔巴，巴勒斯坦人接受了部分定居点。这说明工党的想
法是正确的。
　　　　
　　　　主持人：关于以色列虐待数万名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呢？
　　　　
　　　　本－阿米：说实话我不知道具体数字，但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过去的
很多政府都这么干过，比如英国人。我们做的事情和上世纪30年代英国人做的、以及现在
美国人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做的相比并不过分。但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就是，单独把以色
列挑出来，而……
　　　　
　　　　主持人：芬克尔斯坦说的“以色列的阿布－格莱布”指的就是美国人在伊拉克的
做法。
　　　　
　　　　本－阿米：是的，是的。但是假设你来自外星球，研究一下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你可能得出结论认为，这个星球上只有一个罪人，那就是以色列，没有其他人。
　　　　
　　　　芬克尔斯坦：但我引用的正是你们自己的人权组织，你知道B’Tselem可不是联
合国。
　　　　
　　　　本－阿米：你说得对，然而这说明我们能自我批评，我们有人权，这说明以色列
好的方面。
　　　　
　　　　芬克尔斯坦：正确。
　　　　
　　　　本－阿米：而且我们想改变，但解决方案……
　　　　
　　　　芬克尔斯坦：我同意，但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曾将虐待合法化的国家，这不是什
么好的方面。以色列还是世界上唯一曾把扣留人质合法化的国家。它还是唯一……
　　　　
　　　　本－阿米：扣留人质没有被合法化过……
　　　　
　　　　芬克尔斯坦：哦，是的，就像你们的首席大法官说的“留着黎巴嫩人做谈判筹码
”。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把毁坏房屋作为合法惩罚手段的国家。这些都应记录在案。
　　　　
　　　　主持人：本－阿米博士？
　　　　
　　　　芬克尔斯坦：我补充一点。我完全同意，拥有B’Tselem是以色列好的方面，那
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组织。
　　　　
　　　　本－阿米：是的，但是问题是以色列所处的环境，我们的邻居不是瑞典和丹麦。
他们也在扣留人质，逼迫我们做一些不愿做的交换。拉宾为交换3名以色列士兵释放了15
00名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囚犯，沙龙为交换4名士兵遗体释放了400名巴勒斯坦囚犯。
　　　　
　　　　芬克尔斯坦：但这或许说明正是因为抓了那么多的囚犯，才要释放那么多。而就
在此时，以色列还关押着9000名巴勒斯坦政治犯。
　　　　
　　　　本－阿米：那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我说了我们不在斯堪第纳维亚。
　　　　
　　　　芬克尔斯坦：但是本－阿米博士，我们都知道国际法并不是适用于某些国家而不
适用于另一些国家。如果它不是对所有国家适用，那它还有什么用？“哦，在这个地方我
们不用承认国际法，”这是对国际法的践踏。
　　　　
　　　　本－阿米：不，不，我不是说我们不承认国际法，我是说条件……
　　　　
　　　　芬克尔斯坦：那么国际法能适用于……
　　　　
　　　　本－阿米：不，不，我的意思是在你适用这些崇高、重要的原则时需要一些条件
。例如英国人……
　　　　
　　　　芬克尔斯坦：英国人是个有趣的例子。
　　　　
　　　　本－阿米：是的，他们没有……
　　　　
　　　　芬克尔斯坦：B’Tselem做了个对比……
　　　　
　　　　本－阿米：他们在直布罗陀也那么做……
　　　　
　　　　芬克尔斯坦：英国人……是的。
　　　　
　　　　本－阿米：他们在福克兰群岛那么做。他们还在任何……
　　　　
　　　　芬克尔斯坦：B’Tselem做了个有意思的对比，比较了英国人在北爱尔兰的虐待
政策和以色列的虐待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发动了数千次恐怖袭击，但B
’Tselem的比较表明，以色列的虐待行为比英国要恶劣得多。那是事实。
　　　　
　　　　本－阿米：是的。但这个国家在遭遇恐怖主义威胁，所以你需要《爱国者法案》
，还有……
　　　　
　　　　芬克尔斯坦：但你不可能看到我为虐待辩护。
　　　　
　　　　本－阿米：有些情况特别糟糕、特别严峻……
　　　　
　　　　芬克尔斯坦：没有什么情况可以做虐待行为的理由。
　　　　
　　　　主持人：那么让我们问一下本－阿米博士，你来到美国已经数日，你觉得数百人
未经起诉被关押在关塔那摩、以及阿布－格莱布监狱发生的事情，你觉得这些是问题吗？

　　　　
　　　　本－阿米：我无法原谅这样的行为。毫无疑问这违反了国际准则。但我对美国国
内的公共舆论不大了解。我认为我们这个国家处在一场非常复杂的冲突中，双方都制造了
暴行，但我承认我们自己的缺点、错误和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努力和巴勒斯坦人达
成最终的解决方案，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这关系到中东的稳定。并不是只有把自己打扮成
巴勒斯坦利益维护者的本·拉登或萨达姆·侯赛因有资格这么说，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巴
勒斯坦问题是地区不稳定的源头之一。
　　　　
　　　　但即使解决了我们也不要自欺欺人。西方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许多问题将会继续
存在。许多阿拉伯统治者经常利用巴勒斯坦问题作为推卸国内改革的借口。但为了以色列
人的利益……在我说我们需要做出让步时，这不是因为我关心巴勒斯坦人，而是因为我关
心国际法。
　　　　
　　　　我想很明确地说，我是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而我认为放弃那些领土、拆
除定居点、和巴勒斯坦伙伴努力达成合理的解决方案，这符合以色列犹太人的最大利益。
我想很直率地说，这不是因为我关心巴勒斯坦人，我不是在这里做道德说教，这纯粹是一
种政治观点。
　　　　
　　　　主持人：感谢两位，感谢听众。

黄河谣 词曲: 赵牧阳 吉他: 赵牧阳 贝司: 王学科 古筝: 周 晨
　　三弦: 王学科 打击乐:赵牧阳
　　
　　黄河的水干了，妈妈哭了。
　　黄河的水干了，我心碎了
　　早知道黄河的水干了
　　修他妈的铁桥是做啥呢
　　早知道尕妹妹的心变了
　　谈他妈的恋爱是做啥呢
　　哎呦喂，我回不去的家
　　爸爸妈妈老了
　　黄河的水啊，干掉了
　　流浪的人啊，回来了
　　
　　侠客行
　　词曲:赵牧阳
　　
　　前面是高山后面是大海
　　冷冷的北风迎面吹过来
　　不能够向前不能像后走
　　让冷风吹心头
　　是谁曾经握着谁的手
　　是谁曾经为谁把泪流
　　无助的双手端起一碗酒
　　让烈酒浇心头
　　阵阵狂风笑着黄沙走
　　逍遥怒吼黄沙塞满口
　　目空心空端起一碗酒
　　飘飘悠悠一去不回头
　　
　　女孩
　　词曲:赵牧阳
　　
　　一个漂亮女孩
　　走到我身旁来
　　心中的感觉说不出来
　　她的头发好长
　　向我投来目光
　　我的心没有方向
　　风中离去的女孩
　　何时你会回来
　　我的心依然将你期待
　　每次经过这个地方
　　我总是小心张望
　　再也看不到你温柔目光
　　路总是这么长
　　我总是来来往往
　　渐渐的记不清你的模样
　　哦女孩
　　记不清你的模样
　　哦女孩
　　记不清你的模样
　　梦想成家
　　词曲:赵牧阳
　　偶尔自己也曾想过成家
　　过着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需要其他
　　我不需要他们虚伪的富贵荣华
　　我只需要一个爱人和一个温暖的家
　　现实的生活改变着每个人的想法
　　内心的需求不在是年少的娃娃
　　一天天过去一天我已经长大
　　一天天迎来一天烦恼痛苦在增加
　　哦我那年老的爸爸慈祥的妈妈
　　你们自各在想儿儿去不能回家
　　噢我那年老的爸爸慈祥的妈妈
　　为了实现你们的愿望儿不能回家
　　朦朦胧胧中我感到自己已经成家
　　带着我的爱人和我可爱的娃娃
　　回到我那遥远的地方乡下老家
　　让爱人看看爸爸让爱人她看看妈妈
　　
　　正月正
　　民歌改编
　　
　　正月里来正月正 家家户户挂红灯
　　哥哥我身穿一身青
　　小妹妹好象是一根根葱
　　想你想你哎哟想你
　　泪疙蛋蛋抛在那沙蒿蒿里
　　想你想你是想你
　　泪疙蛋蛋抛在那沙蒿蒿里
　　一个在那山上 一个在这沟
　　拉不上话儿来咱招一招手
　　想你想你是想你
　　你把我带到了你的梦里
　　
　　东方红
　　词曲:赵牧阳
　　
　　一九六七年的十二月
　　冷冷的北风吹打寒夜
　　贫瘠的土地黄河岸旁
　　东方红响咧我就来咧
　　东方红太阳升
　　童年的我俅都不懂
　　和着个黄泥乐在其中
　　啥叫个幸福为啥要活着
　　太阳升起来又下山了
　　东方红太阳升
　　
　　忍着
　　词曲:赵牧阳
　　看不惯的太多 听不惯的不说
　　付出了心血和劳动
　　得不到心中收获
　　睁一只眼看着
　　无法让内心沉默
　　现实已然是这般俅样
　　我只能对自己说
　　忍着
　　哦。。。。哦我不说
　　哦。。。。哦我忍着
　　向前走哎漆黑一片
　　回头看荒芜人烟
　　歇歇脚哎问一问天
　　这条路是否还远
　　
　　子夜
　　词曲:赵牧阳
　　深夜里下起了大雨
　　摔碎的雨滴在哭泣
　　寒风中路灯在摇弋
　　车影托起嘶哑的笛声
　　给我一个梦想让我渴望
　　给我一个家让我栖息
　　虚幻的身影是否还飘忽不定
　　难觅难觅难寻觅
　　深夜里下起了大雨
　　摔碎的雨滴在哭泣
　　寒风中路灯在摇弋
　　破碎的世界是否会重新拼起
　　给我一个梦想让我渴望
　　给我一个家让我栖息
　　虚幻的身影是否还飘忽不定
　　难觅难觅难寻觅
　　
　　吉他：赵牧阳 罗伟力
　　贝司：王学科
　　键盘：马上佑